[92]即使儒家学者发展出现代科学，也不等于儒学是其根据。

思想源即思想的来源、渊源。而在历史－传统的意义上，正是这种确定——前辈和后辈都可能在类同的询问中得到类同的答案——才使传统成为传－统（详见后文）。

是以孔子说：富与贵，是人之所欲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处也。试想，既然中国哲学用以解释义理学的思想源是哲学，现代生活的思想源也是哲学，二者的根源都在西方，那么现代生活为什么要向中国哲学询问呢？并且，现代生活在中国之开端远早于中国哲学之创建，这就在事实上说明现代生活可以不以中国哲学为思想源，可以与中国哲学无关。义理学更超越了通常所说的意识形态——它就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本身、精神本身。[4]以上对意义之建构的展示并没有标榜某种理论，而是直切生活（或者说没有理论立场而返回生活立场），以生活之问－答－行结构展示意义是如何建构的，更重要的是，每个人都可以用问－答－行的意义建构方式效验于自己的生活，因此问－答－行就是生活。推而广之，不管什么人，他总要为什么而做某事即总要为自己找个理由。

义理学语言就是生活语言，这呈现的是义理学与生活的一贯。并且在原始处，任何人的意义建构都是自己的建构，只依赖于自己（的询问及其敞开），并不依赖于他人（的裁判）。在这种平等理念的观照下，社会分工趋于一种单纯功能化的意义。

一是自认识论的框架出发，由荀子的《正名》篇上溯至孔子的正名。它一方面源自于社会分工的不同，另一方面又与人与人之间丰富的差异性相吻合。一是自意识形态的批判出发，由董仲舒的三纲说上溯至孔子的正名。从两个方面的关注焦点来看，都是在孔子正名思想的外围作战，这种做法如今大概已没什么市场了。

于是，在这一意识背景下，论及孔子正名思想的现代意义，进一步发生功能化的误操作。尽管论及其现代意义的人特多，却分明有意无意地遗其要义。

但并非在所有问题上都能做到意见统一，这种争论表明古代中国的文明纵然还活着，也一定活得很憋屈。但令人困惑的是，如何来理解现代社会中的不同角色呢？因为古代社会中所运用的名位或名份，显然不仅仅对应于今天的职位，同时还包括角色。而后一处的正名则是具体针对于正世子之名也（刘宝楠语），亦即为流亡于卫国之外的蒯聩正世子之名。就此而言，循名责实无论是对职位，还是对角色，表达的都是一种类似的功能上的操作。

上文提到，赋予分工的差别以一种什么样的意义，不仅古今有别，中外亦有异。进一步的问题是，等级制度为何又显得高贵？大概古人对于人性的洞察，一早就明明白白的。听起来这表达的是一种在等级制下极具正义性的做法，等级人格的设定，不正在于要达到这样一种理想状态么？按照人格的等级状况而形成恰当的尊卑、贵贱之序，可以最好地引导人类趋于高贵。但如何塑造这种差异性的分工，接下来就不再是常识层面的事情了。

从正名思想中读出一种道德自觉性是没问题的，但如果直接过渡到现代性背景下的责任感或义务感就有问题了。也有仍然鲜活，而不会有人怀疑它的生命力。

前者主要是曾经惯于以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去打量，才会弄出麻烦来。现代学人关注孔子的正名思想，缘自两个方面的兴奋点。

众所周知，在春秋时代像齐、卫两国的这种政治状况，并非只是一时、一地的现象。但具体赋予分工以一种什么样的意蕴，或者说如何来塑造这种分工的形象，那就是古今相别，中外有异了。当孔子提出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的时候，所谓君要像个君的样子、臣要像个臣的样子之类，用现代的责任感完全不足以描述出这种在相应名位上的担当。今人所倡和谐口号，可曾识得此意么？名位就是成就自身人格意义的道场，在种种名位之外，并无一个抽象的人格意义悬在那里。后一点也可以从孔子奔走列国却鲜有功业看出来。奚其正？子曰：野哉，由也。

古人着意于前者，荀子从农夫众庶之事说到圣君贤相之事，其用意昭然。甚至不仅其意如此，当柏拉图说到，由不同材质铸造的人应该放到相应的恰当位置上时，在某种意义上，这同样是表达出一种正名思想。

在这里，前一处是针对于齐景公时失政于大夫，造成君臣父子之间，皆失其道（朱熹语）的局面，孔子才答以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。可以说，正是双方这种平等的现代性精神理念，塑造了孔子的正名思想在今人心目中的基本形象。

面对这种礼崩乐坏的局面，孔子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，尽管并无回天之力，却于栖皇之中坚信仁义精神之不可失，礼乐制度之不可无。但对于中国的古代文明，它的死活至少是比较成问题的。

这一现象值得好好琢磨。就齐、卫两国当时具体的政治状况而言，整个儿就是一君不君、臣不臣、父不父、子不子的局面。在现代性的观念背景下，以为孔子的正名思想更侧重于责任感一面，完成是似是而非的看法。柏拉图的这一谎言，正在于如此明晰地将人格的等级性呈现出来，从而为等级制度提供出形上证明。

或许，两者之间的共同处比差异处更值得深究。当然，现代性的意义转换是允许的，担心的只是毫无一点自觉性，全凭胸中私意一通乱用。

孔子对曰：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。不过，无论是哪一情形，都说明董子的三纲思想要么令现代人生厌，要么让现代人避之而犹恐不及，而他们之间实则分享着共同的精神资源，此即现代性的平等理念。

它有效地防止了恐怖的杀戮，其意义不言而喻。在名位上立不起来，如父之不能为父，或者子之不能为子，那就有可能连人之为人的意义都丧失掉。

但传统思想之于现代学人而言，总是批判的热情高过继承的愿望，对于董仲舒的三纲说，可谓自五四以来就一直为人所不齿。[②]尽管柏拉图一开始就明确表示，这不过是一个高贵的谎言，我们要追究的倒不是柏拉图为何要撒下这弥天之谎，而是说这一谎言何以显得高贵。君子于其言，无所苟而已矣。与此相比，孔子的正名思想就显示出更为尊重传统习俗得多，但这并不妨碍这一思想所具备的理想精神，同时却又不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构建，更不会表达为一种谎言的形式。

笔者强调这一点，实则是为了揭示出孔子与柏拉图之间，在正名的高贵意蕴上所包含的更大差别。古代社会的名位可以等同于现代社会中的权与责吗？显然不行。

在柏拉图所表达的高贵谎言中，核心之处在于，严格按照不同材质的铸造而放到相应的位置，如果护卫者的后代混入了废铜烂铁，也决不能稍存姑息，立马就放到农民中间去。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注释：[①] 《礼记正义（十三经注疏）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00年，第1851页。

（《韩非子·定法》）仅就因任而授官，循名而责实而言，确实与现代社会的职位分途若合符节，但其后一句操生杀之柄，却将古代的气质与现代性品格之间的对峙赫然标举出来。无论是与天合一，还是与神相遇，古人至少都致力于一种精神或灵魂上的提升。